士人读书是什么意思？

“士人读书”并非泛指任何人拿起书本，而是特指中国古代“士”这一阶层以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为目的的系统化阅读行为。它既包含对儒家经典的精读，也涵盖对历史、兵法、农政等实用典籍的泛览，核心在于通过读书完成身份认同与政治使命的双重塑造。

士人读书的历史演变

先秦：读书与贵族身份的绑定

西周时期，“士”本是贵族最末一等，读书是少数人的特权。《周礼》记载的“保氏”教授“六艺”——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实为培养军事与行政能力，而非单纯知识积累。孔子提出“有教无类”后，读书开始突破血统壁垒，但直到战国，士人读书仍以“游仕”为目标——读得越好，越能说服诸侯给予官职。

两汉：经学垄断与“利禄之路”

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后，读书首次与国家选拔机制深度捆绑。士人读《五经》不再只为理想，更是为了“禄利”。东汉碑刻中常见“昼夜诵习，不窥园圃”之语，可见读书已呈功利化倾向。但此时书籍仍为简帛，价格高昂，寒门子弟仍难跻身其中。

唐宋：科举催化下的全民读书热

雕版印刷普及后，书籍成本骤降。唐代“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”的谚语，折射出读书年龄层的下移与竞争的白热化。宋代更极端——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成为社会共识。范仲淹“断齑画粥”、欧阳修“以荻画地”的励志故事，本质上是科举制度制造的“读书神话”：只要苦读，就能实现阶层跨越。

明清：八股桎梏与读书异化

八股文将读书推向形式化巅峰。士人不再探究经典义理，而是钻研“破题”“承题”的技巧。顾炎武痛斥“八股之害，等于焚书”，但讽刺的是，即便批判者本人也是通过八股获取功名。这一时期，读书逐渐脱离“经世致用”的初衷，沦为权力再生产的工具。

士人读书的核心矛盾：理想与功名的撕扯

自问：为何历代士人明知读书可能被异化，仍前赴后继？
自答：因为读书是唯一合法的“向上通道”。即便明清八股僵化，范进中举的癫狂仍比务农经商更具确定性。这种矛盾催生了两种极端：一是王阳明“心学”式的突围——既然外求功名无望，便向内求“致良知”；二是蒲松龄、吴敬梓式的嘲讽——通过小说揭露读书人的异化。

现代视角：士人读书精神的残影

今天的“考公热”何尝不是士人读书的变体？同样是通过标准化考试获取体制身份，同样存在“范进式”的执念。区别在于：古代士人读书至少还承载“为天地立心”的宏大叙事，而当代更多沦为职业选择。但残存的精神遗产仍在——比如对“读书改变命运”的集体信仰，以及公务员群体中普遍存在的“经世致用”情结。

数据之外的冷思考

据《中国科举通史》统计，明清两代进士占总人口比例不足0.01%，但正是这极少数人塑造了全社会对读书的想象。士人读书的本质，是一场用极少数成功案例包装的“幸存者偏差”。当我们今天批判“内卷”时，或许该意识到：这种卷，从孔子时代就开始了。